往事亦如云烟，消散在彼此面前。回过头来再次审视这两起案例可以发现：坏事（打击迫害正义发声的人民群众）都是公安干的，情报部门只是在里面打酱油的；即使是中央高度重视限期侦破的案件仍然要讲求办案的基本科学规律，政治局都有办不成的事情，何况你一个小小的专案组；这两个案子还算是好的了，案子破了，结论下了，大家可以回家了，有一个朋友被抽调到侦破写给永远健康的夫人的匿名信的专案组，陷入到首长夫人们的相互指责、谩骂和恩恩怨怨当中，是是非非难以评说，最后落了个神经衰弱不得不黯然离职休养。

哦！搞错了，以上这一些都是李晨风在跟我们讲过去的故事的时候说的，和我们真正要分析的东西也没有关系。

言归正传，下面我们还是以上述两起案件的经验教训来介绍分析目前我们小组对“蝴蝶来信”的侦破情况，我们尽量说得简单和直白一些。

时代在进步，侦查手段在提高，但是我们的对手更加地高明或者说是狡猾。

在案件侦破中，人们总是相信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凡走过的必有痕迹！。”但是道理总是虚的，还是要落实到行动中去的，我们遇到的也很可能是“天空中未曾留下鸟的痕迹，但是我已飞过”的那种，在这件工作上很多以往的经验和做法没有了用武之地。

按照两个案子的步骤，先从动机开始查受益人的话，根本就无从查起。没有典型的受益人，如果强行说要有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国家和人民，都能从中获益，“蝴蝶”掌握的未来信息价值无法以常理来估量。根据笔迹和内容判断，基本上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爱国的孩子，但是全国的孩子那么多，根本就无法进行有效排查。不要提国安部门原来提出的那个全国大排查计划了，当时完全是为了应付上级首长的，即使举全国之力把孩子们的作业本都搜集起来进行笔迹筛查，那就再也不可能做到保密，是把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送。

那就从受害人的角度来查的话，当然，根据那份“我知道你干了什么”的黑名单，我们确实逮捕了一位背景深厚、前程远大但是却私自偷窃国家高度机密有叛国企图的高级情报官员，也有很多人因为在名单上所以即使现在工作表现优异也已经被组织上限制使用，在要害位置上的正在逐步调整工作岗位，一名在明珠回归谈判工作小组任职的业务人员也已经被组织上隔离审查，但要是说“蝴蝶”和他们中的某个人有什么私人恩怨，为了打击报复而给我们写信的话，那真的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这种为了某粒沙子而烧干整个大海的做法，没有任何人会相信，根本就是没有任何逻辑可言。即使“蝴蝶”是像肖雨城的某部科幻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样，为了打击一个贪官，就把整个城市里的贪官都举报了，我们对他也无能为力，并希望他能举报得更多。

“18号案件”仅仅是嫌疑人一个简单的声东击西，就把专案组玩得团团转，在魔都再努力折腾都是虚度光阴，而嫌疑人却躲在京城里面稳如泰山，直到她自己暴露出来为止，所以“18号案件”更多的是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

接下来就是成功侦破的“匿名信”事件，一步一步地来，查信封、信纸、墨水、胶水甚至写字的钢笔，这些一切与信直接相关的东西，最后都一无所获。我们没有那么地幸运，有写着厂名的信封或者部队专用的信纸可查，“蝴蝶”应该是知道这些套路并处心积虑做了规避的。他使用的全都是轻工业占全国半壁江山甚至是优质货的代名词的魔都大厂的产品，信封和信纸是魔都印刷一厂的，墨水是最常见的英雄碳素的，胶水是魔都胶粘剂厂的，钢笔也是最普通的英雄钢笔，一水的国优部优名牌畅销货，一水的几十上百万大批量生产数量，最关键的都还是全国各大百货、文具商店有售，这要我们怎么查啊？

接下来查信的经手人，除开小组里的同志以外，知情的周春兰、夜瞳霜和井田小五郎，都已经死亡了，也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被“蝴蝶”利用为来信提供中转掩护的感动中国――张织霞、女排队长――孙进芳，那都是国家树立起来的先进榜样，政治上非常地可靠不说，他们除了对写给她们的信看过以外，对信中信的内容也是一无所知，还有只是经手来信毫无察觉的编辑秦晴，给基地送信结果吓得半死的邮递员和京城电报中心大楼的某收电员，都不能给我们找人提供更多的帮助。

再来查邮戳和查往邮筒里寄信时出现的可疑人物是同步进行的，通过邮戳和信封上的指纹，我们通过比对已经找到了投递这些信件的邮筒，找到了收取这些信件的邮递员，然而耗费的大量精力并没有什么作用，邮筒都处在大中城市里的闹市区，邮递员们对自己无意中遭遇过什么样的大事件茫然无措，而且时间过去那么久了，也没有人会对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往邮筒里塞信的人留下多少记忆。我们甚至从几个信封中采集到了好几个儿童指纹，但大量的信纸中却找不到一个，“蝴蝶”掩护自己的手法非常地狡诈，我们有理由相信，往邮筒里寄信的也非常可能并不是他本人。

通过信的内容来查找就更加地充满科幻色彩了。“蝴蝶”是套着年幼躯壳但有着未来几十年阅历的积年“老鬼”，他在信中的胡言乱语也好，建言献策也罢，都是属于将来时的，而我们还处在现在时，我们不可能拿以后的线索来抓现在的嫌犯活着等到他长大以后再去找他。比如说，我们知道“蝴蝶”有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优良品质，拥护党的领导，热爱人民，有较为深厚的文字功底，大学以上的文化，汉语言文学类或相关文科类专业毕业，至少曾经从事过一定时间的文字工作，熟悉公文写作和文学作品，有在机关单位工作的经验，关心时事政治，对军事战争题材感兴趣，涉猎广阔，爱看漫画和动画片，心理年龄偏低，自觉自愿为国家鼓劲加油，身在基层却操着政治局的心，嘴巴喊得震天响但身体却很老实类似的分析材料都已经有城墙厚了，但“蝴蝶”他现在还只是个孩子，而且是一个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光芒隐藏起来的孩子。

虽然，信件内容分析曾经有过根据“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这样一张19个字、6个标点符号的纸条，从而从文字越简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的角度推论出凶手的文化程度，最后侦破一件杀人积案的成功案例。但从“匿名信事件”中也可以看到，三位大学中文系教授分析出来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准确，除了嫌疑人是男性和大学文化程度两点以外，对比起来全都是错误或基本错误的，他们分析出来的“写信人的年龄大约在五十岁左右，对30年代魔都文化界的情况非常熟悉，估计可能是当时文化圈的人”这两点实际上是嫌疑人姨妈漆戒的特点，但却会严重扰乱当时专案组的思路。

我从直觉上肯定李晨风曾经悄悄对我说过的他的判断，从信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来说，从我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来体会，“蝴蝶”的身份很可能有部队或者军工背景，是在部队大院或者涉军企业里成长的孩子，虽然这极大地限缩了我们寻找的范围，但暂时还是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只有等到疑似“蝴蝶”所在地域进一步限缩到一省乃至一市的时候，才能发挥奇效，所以我们俩都没对别人透露这个发现。

最后是通过查打印机和信纸的技术手段拯救了整个“匿名信事件”专案组，而李晨风对这一点的认识最深。当然，他们在查打印机的时候走了弯路，差一点酿成了冤假错案。在查明打印信件的是“宝石牌”打印机后，专案组“撇开一切，只查打字机”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堂堂的中央专案组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开展工作，居然只敢查全市民用的那81台，而对当地庞大的军警单位中可能拥有的“宝石牌”打印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联想到李晨风在讲述完案件后还要画蛇添足地甩黑锅，让人不得不合理地怀疑这算不算是专案组的领导和成员们有点心虚或者消极怠工，毕竟这案子只是涉及到一些禁忌的话题和领导的隐私，没必要强行推进去得罪军方这样的强力部门，所以大家在工作态度上的松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上述的错误结果导致了一连串错误的发生，强行要在这81台打印机里找目标，结果只能找到了最疑似的周伯芙身上，最巧合的是偏偏她身上也充满了众多的疑点，但是一个电影制片厂的资料管理员怎么会有那个信封和有时间到京城寄信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很难解释的，在接触周伯芙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先查她资料室的打印机，查证物总比讯问一个精神病人要简单和准确得多，虽然专案组的介入并不是导致周伯芙因车祸死亡的直接原因，但在工作方法上存在疏失和对技术手段的不重视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幸运的是还有那条印刷厂在装订纸本时所用的胶水干燥后形成的草绿色的细线，终于把专案组的侦破导入了正确的方向，拉着不得不出头的魔都市委当挡箭牌，成功地进入当地驻军进行调查，并很快地找到线索，锁定了实际上算是侵害他人名誉和隐私的嫌疑人翟男相。

也许是因为总结了前面的经验，也可能是因为嫌疑人的身份必须要慎重起见，这次专案组没有犯错，先检查了404小组的“宝石牌”打印机，对信笺纸进行了纸质化学物质对比鉴定，调查到翟男相去过京城船舶机械二厂，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明确了以后，才一举将翟男相抓获。

归根结底讲了这么多，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组长李晨风，这个“蝴蝶”来信专案组的直接负责人，通过他以前的工作实践，在内心里明确并实际推行的寻找“蝴蝶”的工作思路，那就是：相信科学，客观理性，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引自第一首长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的侦破道路。

所以，李晨风早在“蝴蝶”在五号机中表示“能多藏一天是一天，能自由一日是一日”，叫嚣“来找我吧，我的未来是星辰大海”的时候，就知道“蝴蝶”找起来会没那么地简单，而找到张织霞那里发现“蝴蝶”利用骗取先进模范人物信任然后将信中信进中转的时候，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所以即使在我们为每一条“蝴蝶”留下的线索四处奔波的时候，在沐雨尘、肖雨城、王启年、云中客等这样的刑侦专家、痕迹学家对线索不断地分析中，他都矢志不渝、坚持不懈地坚持在“科技破案”的大量投入。

李晨风相信：人的主观意识可能会欺骗你，但是在科学里是不会让你上当受骗的。用科学方法得到的不一定是真理，而是有用的，待检验的成果，但想接近真理，还是要靠科学的方法。

所以，李晨风多方暗访征求意见，托人拜访了国家的功勋级的科学家，寻找或请他们推荐合适的人选，最后找到了国家科学院学部委员杨锐的北大生物研究实验室，他认为自己应该是找到了。

杨锐学部委员曾经先后参加过国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提取青蒿素的研究工作，李晨风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进行聚合酶链式反应和人类基因组方面的研究，被圈内誉为国内最接近诺贝尔奖的第一人。

起初，李晨风只是试图通过将从信纸上提取到的花粉、细菌、矿物粉尘之类的东西进行分析，来缩小和划定“蝴蝶”写信时所处在的地域范围。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侦破手段，通过各个学科的介入和相互比对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精确的大概位置。譬如有马尾松、广玉兰的花粉的话，就可以确定是在南方，如果幸运地发现粉尘中汞的含量高的话，那么就可以差不多直接到贵省的同仁、风港附近去找人了，这个办法的投入大，见效慢，但是交叉比对出来的地域准确性还是比较高，而且科学研究全世界大家都在搞，非常利于保密工作的开展，所以在“蝴蝶”没有暴露出更多破绽之前，李晨风自认为这是一个稳步推进且保密系数非常高的办法。

采用这个方式还基于一个判断就是，“蝴蝶”之所以利用找人四处投递等种种手段来迷惑我们，从我们大家往往都是缺什么就拼命歌颂什么，怕什么就努力掩饰什么的逻辑角度出发，在现在人员流动需要介绍信的时代，他本人又是一个小朋友的客观现实，他最可能是处在稳定的非流动状态，只要能从茫茫人海中锁定“蝴蝶”所在的大概地域，打破他最引以为依靠的人海保护，那么找到“蝴蝶”对我们小组所能动用的人力物力来说，真的是易如反掌。

但是在和杨锐学部委员的秘密谈话中，李晨风又看到了更大的野望，根据杨锐介绍，基因科学是人类未来的希望，具有神奇的魔力，只要加大一点投入，在不远的将来，即使只是在信纸上有一点皮屑，他的实验室都可以通过提取到的基因来描画出这个人的容貌、身高、疾病、寿命等各方面的身体状况上的细节，而在他麾下的全国最先进的生物实验室，研究花粉这样的工作更是大炮打蚊子，如果不是看李晨风的背景又深又硬，还是由校长亲自打了招呼要求全力配合的话，他是不屑于接手这么简单的一项工作的。

于是，李晨风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杨锐所描绘的未来前景给陶醉并兴奋起来了，他答应从有关方面为杨锐争取100万美金的研究经费，用于购置最先进的电子显微镜等科研设备，还将视研究进度加大对实验室的投入和支持，并帮助他摆脱一些不必要的干扰和麻烦；杨锐则答应将李晨风所要求的研究项目放在他实验室立即亲自进行研究，同时接受国家将他的实验室列为保密单位进行管理，确保研究工作的安全，随后李晨风从密保部门派遣了一位名叫卜耿欣的干部进行监督和开展保密工作，双方你情我愿地就这样达成了深度合作。

而杨锐实验室的最新研究结果是，信纸上不含盐，那么“蝴蝶”是在沿海一带的可能性就大大地降低了。这是李晨风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所得出来的研究成果，他就是拼了命也要维护它，不容许任何人来质疑的。

我叫林千军，我虽然只是一名军人，但是我身边有许多高人，我觉得自己最近学到了很多东西，成长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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